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充满青年人困惑的长信，并首次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最后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随即，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
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30年后，一个名为黄晓菊的女人再次致信中国青年报谈及了自己与80后爱子的矛盾与代沟，也由此牵扯出“潘晓”实际是当时两个青年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拼合而成。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报》潘晓来信全文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上的第一页。日记本记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呀。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之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可是，我也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这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
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
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世界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
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爱情，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如说为了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流芳百世”“遗臭万年”者并不多；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为了几个工分打破了头，为了一点小事骂碎了街，何能侈谈为人类？如说为吃喝玩乐，可生出来光着身子，死去带着一副皮囊，不过到世上来走了一遭，也没什么意思。
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脖子上套着绞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欧文的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人的作品。
可是，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不管我沉陷在书本里还是回到现实中来，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郎台、涅赫留道夫式的人物。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呀，使劲地想，苦苦地想。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哪！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
如若不然，请问所有堂皇的圣人、博识的学者、尊贵的教师、可敬的宣传家们，要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我敢说又有几个能逃脱为私欲而斗争这个规律呢？！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自己、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当然，我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业。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然而，似乎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的那个厂的工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年轻姑娘除了谈论烫发就是穿戴。我和他们很难有共同语言。他们说我清高，怪癖，问我是不是想独身。我不睬，我嫌他们俗气。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常使我有一种悲凉、孤独的感觉。当我感到孤独得可怕时，我就想马上加入到人们的谈笑中去；可一接近那些粗俗的谈笑，又觉得还不如躲进自己的孤独中。
我自己知道，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潘晓30年后致信全文
以最舒服的方式释放自己
我是一名“50后”，应该是长辈级人物……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比你们现在的年龄稍大一些的时候，我与中国历史一起，经历了一次空前的社会思想变革时期。作为当时街道工厂的一名青年女工，我的痛苦与迷茫，困惑与无助，被当时代表中国青年唯一的官方杂志《中国青年》以书信体的形式发表出来，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与共鸣，自此几乎是自发地形成了一场以青年为主，社会各界踊跃参加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
而今时今日，作为那次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我已经是一个“80后”儿子的母亲。在他眼里，我们当时的那种真诚，那种勇气，那种全情投入早已变得遥远而不可思议。在我和他之间也同样有着人们通常感到的彼此无法共识的时代烙印与代沟。
如此，我又能对“90后”的孩子们寄语些什么呢?
想想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似乎没有谁真正意义上所谓“脱胎换骨”，无论你认为自己是怎样的“时尚”、“前卫”、“新新人类”，你终究还是传承的产物。那怎么办呢?还是让我们想“寄语”的“寄语”，该过滤的过滤，将传承的自然会传承……
下面的话题，是我与儿子常常争论不休的，不妨请“90后”一起讨论：
一、所谓“活在当下”
他说，没必要牺牲时时的快乐，去换取明天的所谓幸福。与其以牺牲今天本来能有的快乐为代价，强努着把自己逼成明天的“精英”，不如始终听从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身心健康、和谐快乐的“凡人”。一个病态的精英和一个健康的凡人，哪个于自己于社会更有益呢?
于是我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陈词滥调”便被声称：那不是我想要的活法……
二、关于“文化”
他说，不想让自己成为你想要的那种书呆子，“文化垃圾桶”，只想按自己生命本身的旨意、节奏活。没有读过“世界名著”，丝毫不妨碍在自己的朋友圈中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有价值、有影响力的人。
于是我的“知识就是力量、就是眼界、就是舞台”，显得苍白无力。
三、关于“艰苦奋斗”
他说，“好吃懒做”自然不可取，但并非必须“艰苦奋斗”。按照自己的分寸、轻重，安排自己的奋斗方式、奋斗节奏，只要符合自己生命本身所要求的韵律才是最科学最合理的。每个人，用“什么”去换“什么”，用“多少”去换“多少”，只有自己才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
于是我的“积极进取、努力投入”，沦为不被接纳的“寄语”。
好了，就废话连篇地“寄语”这么多吧，不同时代的人，其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模式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我始终坚持的是：人类辨识自我、释放自我、展现自我，并寻求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潜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社会平台，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释放自己、利及他人的生命本质，应该是人类永远共有的追求吧!
黄晓菊 2010年7月8日于北京
